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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引自［德］蓝德曼：《哲学人类学》，彭富春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
最后，人民监督员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并无强制法律效力，从而缺乏实质意义上的监督制约功能，实际价值有限。为了实现侦查监督，还需要实现犯罪嫌疑人更多诉讼权利的法定化，确立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行使诉讼权利的保障义务。
虽然法院尤其是中国的法院也有角色限制，但由于它在控辩审三方组合的三角式诉讼构造中处于居于其间、踞于其上的中间和超越的位置，其角色限制相对较小。⒀1999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8条规定：对于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违法意见。历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都有一部分内容，即认真履行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职责或者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中国法律年鉴社则公开出版《中国法律年鉴》，它们对检察机关实施立案监督、侦查监督的数据进行了年度统计，有助于我们了解侦查监督的实际状况，便于分析检察机关监督侦查的效果。羁押场所独立于侦查机关。立案监督不力的表现是监督的效果欠佳，公安机关没有及时改正。
其次，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范围有限，且具有事后性。它导致检察机关垄断了侦查监督职能，规避、排除了其他诉讼主体包括法院和律师的监督，这是我国侦查监督不力的根本原因。四、法不禁止皆自由的局限性之一：微观视角 法不禁止皆自由的功效固然不容小觑，但任何制度皆有其功能限度，逾越功 能界限难免会滋生负面效果。
如在何 某某诉欧某某租赁合同纠纷案中，法院指出，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对预约合同进行明确规定，但从‘法不禁止即自由的民法原则……来说，预约合同并未违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4]我国学界多从第三点理解这一命题。2.自由意谓私人立法自由 在私法上，命题中的自由表现为私法行为自由：事实行为自由与法律行为自由。[55]颜厥安教授指出，这一原则（指‘法不禁止皆自由——引者注）受有很多限制，首先，除非我们将‘法律的概念放得够宽，否则有一些行为类型可能是风俗、道德或习惯所禁止，但是并未为国家之法律所禁止。
[20]这也正是法不允许皆禁止或法不授权皆禁止不受私法领域重视的因缘。[51] 由于法律存在着实然法与应然法之分，对某一行为，实然法虽不禁止，但禁止该行为在价值判断上深具正当性，即应然法应禁止者，行为人亦无自由可言。
[82]毫无疑问，当禁令只是那些对自由所作的必要的但又是最低限度的限制规范，即具有底线性时，[83]民事主体的行为自由才能达到最大化状态。[7]参见汪习根：《在授权与禁止之间——科学界定公权力的适用范围》，《人民论坛》2012年第14期。2.立法者对命题的运用 虽然我国现行法就法不禁止皆自由未设明文规定，但在规范制定或修改中， 立法者有时却会将其作为重要的指引。禁止当事人广泛地约定惩罚性违约金，乃我国法律的应有之义。
[46]在杜百常与刘丁巴赔偿纠纷案中，法院指出，依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的法理……原审原被告之间的种植回收合同应当成立。这一命题之所以能使自治空间最大化，其原因在于，它明确昭示：扣除禁令后剩下来的所有空间都是自由的领地[42]参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穗中法民一终字第667号。在社会生活中，这类行为是法不禁止皆自由命题最主要的适用领域。
美国学者Tamanaha在阐述法治的作用时说，法治不能是关于人民希望于政府的任何美好物事。[34]总之，由于采行以对禁止的全面规定来推定自由的思路，法不禁止皆自由命题将自由作为了一个整体来加以保护，而非作为具体的自由加以保护。
[82]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205、234页。无论是被定性为逐渐形成的重叠共识中的重要一项，[85]还是被评价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诸多因素中重要的一环，法不禁止皆自由命题躬逢其盛。
[40]参见张宗堂等：《物权法草案已经成熟》，《人民日报》2007年3月13日，第3版。自由虽属重要，但最大自由并非绝对自由，自由的 无限扩张只会引发无穷的冲突，必须使每个人的自由相协调。……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清晰的规范较含糊不清的规范更能提供充分的自由领域。立法之法仍可能戕害社会成员的主动性与行为自由。（二）谁自由 一般而言，法不禁止皆自由命题中自由的主体是私人，而非享有公权力者。禁止性行为规范在私法中虽然存在，如《物权法》第90、91条因涉及某些立法者不愿坐视的危害公益或私权的行为，而非仅处理相邻所有权的分际，即属行为人不得为的行为规范，但民法的多数禁止性规范属于无涉行为强制，只涉权利间分际的权限规范。
如在何 某某诉欧某某租赁合同纠纷案中，法院指出，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对预约合同进行明确规定，但从‘法不禁止即自由的民法原则……来说，预约合同并未违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虽然一如哈贝马斯所述，在多元主义的现代社会中，全方位世界观和有集体约束力的伦理规范瓦解了，而残留下来的后传统的良心道德，显然是由民主的立法程序提供的，[68]但民主的立法程序却未必能保证法的正当性。
不过，近年来，在我国，认为自由的主体可为公权力者的观点频现。[56]一般而言，相对权奉行意定主义、绝对权奉行法定主义。
在负担行为领域，法不禁止皆自由无疑可广泛适用。实际上这也是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进行探索。
对抵押物的范围，我国立法历来从可抵押物与不可抵押物两方面来限定（《担保法》第34条第1款、第37条）。[23] 如就法律行为（合同）有效要件这一基础性制度而言，我国民事立法采取了从 正面积极规定有效要件的立法方式。[66]参见宁红丽：《民法强制性规范的反思与优化》，《法学》2012年第4期。[79]A．麦金泰尔：《德性之后》，龚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46页。
如拉兹一方面指出，强制损害了人的自主性，首先，强迫别人的人怀有使他人服从其意志的直接目的。[84]数十年来，在我国政府与人民艰苦卓绝地努力之下，在这些构成对级的范畴中应更倚重市场、个人或自由的社会共识逐渐形成并日益稳固。
Reinhard Bork,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2.Aufl.,Tübingen,2006,Rn.21. [16]参见易军：《私人自治的政治哲学之维》，《政法论坛》2012年第3期。[75] 第二，禁令应具有目的独立性。
[4]我国学界多从第三点理解这一命题。该命题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其内在机理何在，在实践中如何运作，是否存在功能限度，等等，凡此种种，均未引起民法学界的足够重视，甚至对其中的部分问题根本就未产生问题意识。
[69]哈耶克： 《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141-142页。[65]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前言，第1页。究竟应选取哪种路径，或以何者为参照系推导出他者，其实能反映出持论者对行为自由的充分尊重或者予以限制的态度。[13]Christian Heinrich, Formale Freiheit und materiale Gerechtigkeit, Mohr Siebeck, 2000,S.43f. [14]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92页。
要真切地实践通过禁令的最大化自治空间，禁令应具有以下一般品质： 第一，禁令应具有蕴含在法律中并成为评价法律标准的内在道德，即禁令需具备一般性或普遍性、公布、可预测性或非溯及既往、明确、不矛盾、可为人遵守、稳定性、官员行为与已公布的规则的一致性等因素。[79]由于这一原因，禁令应秉持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的公正观，即不应追求特定结果，而是竭力实践结果形成过程的正当性。
在保障与张扬私人自治上，让它竭其所能，但又不能把它当成是解决私人自治问题的万灵丹。[85]重叠共识强调排除各种分歧意见和对立观点之后所形成的共同认识，它对维系社会的稳定统一至关重要。
质言之，立法者并不拥有评断正义的肯定性标准，而只拥有一些能告知人们什么是不正义的否定性标准。[81] 第四，禁令应具有底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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